一条条来。
假借问题其他答主说得很明白了，我试着用最浅显易懂的故事来解释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当书写技术发生后，人们会很自然地尝试为母语中的每一个词汇，至少是每一个高频词汇规定出一个简笔画符号，用于记录语言信息。这时候他们会遇到一个普世性难题：有些词真的很难画！
“勺”这个词，我可以画个勺子。
“手斧（父）”这个词，我可以画个手斧[1]。
“锯齿斧（我）”这个词，我也可以画个锯齿斧……
办法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些概念我画不明白，还不会玩谐音梗么？在商周时期的“汉语”发音中：
普世问题催生普世解法，全世界几乎所有自发书写系统，最终都倒向了这种“谐音梗方案”。接下来……
这套充满糊弄精神的书写方案可以解决有无问题，但显然远远谈不上“好用”。如果有个人天天给你发“我今天乞了考肉”这种消息，你也会想掐死他。于是乎，经过漫长的书写 - 阅读实践，一轮轮迭代优化方案更新上线。美中不足的是，这些“从实践中来”的补丁，大多依然满载“一切从实用出发”的拍脑袋双标色彩。
说到这个扯句题外话：之前考虑过一个假想课题，如果将汉字系统中所有已知的早期独体符号部件（原始符号集合）整理出来，分类统计其中“本义指示对象功能类别”（比如农业工具类，手工工具类，兵器类，祭祀仪式类，人体器官类，野生动 / 植物类，农作物类，家畜类，运输工具类……）的符号数量和细化程度，或许能从统计上分析出发展为书写工具前的原始符号集合的功能侧重领域，辅助起源猜想验证。（宗教工具起源说？军政工具起源说？贸易工具起源说？手工业起源说？）
题主的第二个问题分为两个部分：
我也依次回答一下。在汉末三国时期，由于先周古典构词法遗产的损耗进程进入尾声[5]，以及当时歌韵的音变驱动，上古汉语中“吾”与“我”的功能性区分彻底消亡，在汉末通语口语中两个词汇竞争融合，“我”大获全胜，获得了第一人称代词的绝对代表权（该胜负完全是自然口语语言发展的结果，字符的难易度起不到任何权重，因为决定语言演变方向的绝大多数民众根本不会写字。至于“自”就不是个第一人称代词，而是个偏副词功能的反身代词，在被进一步活用之前根本没资格参与竞争）。“吾”字被一脚揣进了故纸堆，成为了字典和古文中的死文字。然而天无绝字之路，正是由于退出了流通，字典中的“吾”反而获得了类似文物 / 奢侈品一般的逼格，受过高等教育的士人们出于致敬古人的现实精神需求，不断地在中古文言创作中套用之（虽然他们已经搞不清楚诸子“吾”字的语用规范了）。结果“吾”作为区别于老百姓口语的文人文言文化用字，自然获得了“古雅，庄重”这一属灵的光环。无独有偶，同期大陆另一端的教士们也在坚持不懈使用教会拉丁语写作，拉丁语词同理也被公认比老百姓（也包括教士自己）嘴里的野鸡罗曼语“更庄重”。哪怕在现代写作中，人们也总是习惯于时不时崩个 de facto/de jure/de novo/vice versa 出来……
这类行为我们一般也称之为“装逼犯”。
第二个部分，题主家乡方言能不能提供参考视角？答案是“能，也不能。正如其他所有现代汉语方言方音一样”。先纠正一个误区：题主家乡方言中的那个[ŋ̍³⁵]其实也还是“我”（声调为上声），基本上没有现代方言还在口语中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吾”。任何一种汉语方言都能为我们了解汉语发展史提供必要的潜在信息，从这个意义上根本不存在所谓“蛮夷之地”和“中原正音”的区分，只有有效信息的多寡。但由于知识基础和专业训练的缺乏（以及各种网络民科谣言的荼毒），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能力从中分析出正确的信息，推导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所以题主真想考察这个问题的话，我建议还是先学习基本学科知识比较好。